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最近,我们党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我在学习这次全会和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时,联系我多年来的实践和所见所闻,感觉到如何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这是这次全会决定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胡总书记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力气解决突出问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

  胡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地阐明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性,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关键。我学习以后思绪万千。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深深体会到总书记讲话的重要性。这使我回想起,在艰苦的岁月里,国家还处在动乱中,我们那些忠于党的事业的领导,他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些感人事例。值得我回忆的往事有好几件。上个世纪70年代初,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同志,有一天他下乡检查工作(当时县委书记用的是旧北京吉普车,但很少坐),他穿着草鞋,带着几个随员,从笋岗铁路一直步行到布吉检查工作。他来布吉公社,事先不打招呼,中午在公社饭堂和公社机关干部职工一起用餐。一小碟青菜、上面铺着五六块薄肉片,加点米饭,*书记一边吃饭,一边与干部们促膝谈心,听取汇报。像这样,方书记经常不坐车,走路下乡到基层,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那个年代,不管县委领导还是公社书记,他们和基层干部、群众的感情是亲密的。就拿70年代的布吉公社书记廖汉标来说吧,凡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他的办公室会前会后必然挤满了基层干部,因为大家都愿意对他说心里话,讲大队的问题、生产队的问题、群众的问题,他非常重视。应该是1975年吧,快中秋节了,一河之隔香港月饼的香味飘过界河,但我们这里粮食困难,月饼的配料更加困难,公社的饼厂决定,中秋不生产月饼。因为中秋是传统佳节,群众吃不到月饼意见很大,廖汉标听到这个意见后,立即在公社大会上郑重宣布:今年公社饼厂一定要做月饼,为什么香港人能吃上月饼,我们不能吃呢?困难再大,饼厂也要把月饼做出来,而且保证群众每人能吃上两个。廖汉标的一番话,振奋了整个会场。我想,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没有和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他能听到群众的心声吗?他能做出这个决定吗?我想是不可能的。那时虽然生活困难、物资短缺,但党心民心是一致的。再举一个例子吧,1976年,布吉、平湖分为两个公社,平湖公社的办公条件较差,搭上铁皮就办公。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是,党委一直把联系群众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有一次,我去平湖公社找一些老领导,我一进铁皮房,马上让我感到全身温暖——两个女服务员热情招呼,先问我要找谁,然后招呼我坐下,倒了一杯清茶,摆在小桌上,其中一位服务员说:“你等一下,慢慢喝茶,我们给你联系。”我以为她们认识我,对我特别热情呢!紧接着满身泥水、赤着脚的群众到公社办事,一样享受这样的招待。那时是学大寨年代,群众处在半温饱阶段,但我们党和人民群众保持的血肉联系,始终是紧密的。

  回想过去的艰苦岁月,我们的干部下乡“三同”(和群众同食、同住、同劳动),我深有感受。60年代四清运动初期,我们村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的教师,一个是银行的干部凌宏钟。安排的三同户最穷,只有一间小房子。而且该三同户有个毛病——打呼噜最响(打呼噜时,后面巷子都可听见),与他同住,肯定难以入睡。但是,白天一早,马上起来和群众到地里干活,还要肩挑100多斤的稻子走三四公里路回村,丝毫不因晚上睡不好觉而影响劳动。凌宏钟同志安排在一户单身汉家搭食,每天一早,他扛着锄头、挂上一个饭锅出门干活,中午在田头生火烧饭吃,喝生泉水,也不休息。他们一住就是一年,很少回家,毫无怨言。因为他们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所以深受群众爱戴。后来,上级不断下派驻村干部,群众争着要三同。这种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至今使我难忘。类似的事例说也说不完。

  过去我们听党的话,现在仍然听党的话,将来更要听党的话。党就是“母亲”,对“母亲”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我想,一个党员干部对党要忠诚,对工作要负责,要敢讲心里话,不要怕领导不高兴。记得70年代,我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敢向党反映群众意见,敢向党说心里话。当时,我们村是全县最贫困的村子,群众生活很苦。一户七口人以上的家庭,每月生活费才可预支10元,六口人以下的,每月生活费才可预支5元(在年终分配中扣除)。那时,我们村除了大量柿子成熟能卖点钱外,其余就是靠种点水稻,生活相当困难。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农副产品一律统一收购。当时柿子统一收购价格平均每斤八九分钱,最高也是一角二分钱。而自由市场一斤柿子可卖到一元多。我想,收入多一点,也可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于是,我带着两个干部跑到布吉公社郑传恩书记的办公室,坦白地对他说:“郑书记,你看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场能卖一块钱,统一收购才卖九分钱。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情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块钱,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九分钱!”郑书记听我说完,没有批评我,而是给我做解释工作。他说:“伟基,这是国家政策规定,你说的是有道理,但还是服从国家政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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