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昰简介

  宋端宗赵昰简介

  德祐二年(1276)二月,南宋正式投降元朝,延续了300余年的宋朝宣告灭亡。

  此后,赵昰、赵昺兄弟先后被宋室遗民拥立为帝,建立起流亡小朝廷,南宋臣民的抗元斗争在二王的旗帜下又坚持了数年。此时元朝一统中原已是大势所趋,小朝廷的反抗也只是垂死挣扎而已。尽管如此,南宋臣民体现出的忠义之气,仍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流亡小朝廷

  德祐二年正月,宋朝败亡已定。在元军进入临安以前,谢太后封赵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赵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命人保护二王逃出了临安。赵昰一行躲过元军的层层围堵,到达温州。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温州有座江心寺,南宋初年高宗南逃的时候曾到过这里,其御座此时还保存完好,众人于座下大哭,拥戴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昺为副元帅。此后二王就成为宋室遗民心目中仅存的希望。

  都元帅府成立后,众人决定前往远离元军威胁的福建。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册封杨淑妃为太后,垂帘听政,进封赵昺为卫王。已经两次逃跑的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刘黼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主管殿前司。流亡小朝廷在福州建立起来,并粗具规模。

  流亡政权刚建立,外临强敌,内部却开始争权夺利,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分化了本已非常孱弱的力量。时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居中掌权,秀王赵与檡以赵氏宗亲的身份对杨亮节的所作所为多所谏止,遭到杨亮节的忌恨。杨亮节遂把赵与檡派往浙东。朝臣有人言秀王忠孝两全,应该留下来辅佐朝廷,杨亮节听后更为忧虑,担心自己地位难保,驱逐赵与檡的心意更加坚决。赵与檡后来在处州与元军交战,被俘不屈而死。宰相陈宜中此时又使出自己擅长的党同伐异手段,排斥异已,指使言官将陆秀夫弹劾出朝廷。在小朝廷立足未稳的时刻,陈宜中的这种行为引起众人的普遍不满,张世杰责备陈宜中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动不动就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无奈之下,将陆秀夫召回。

  南宋虽然已经投降元朝,但还有许多地区依然掌握在宋室遗民的手中。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坚守的淮东、淮西地区也进行着拉锯战。但在元军的进攻下,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拥有的兵力远比元军要多,完全可以与之一较高下,但由于朝政由陈宜中、张世杰二人主持,陈宜中一直就是一个胆小鬼,张世杰也“惟务远遁”,因此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着端宗赵昰、卫王赵昺及杨太妃乘一艘海船逃跑,刚刚入海,就与元朝水军相遇,由于天气不好,大雾弥漫,才侥幸得以脱身。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此后只能建立海上行朝,四处流亡。

  端宗一行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的洲。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第三次充当了可耻的逃兵。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到飓风惊吓,惊恐成疾,四月十五日死于洲,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小朝廷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下。洲地处雷州半岛,而雷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小朝廷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派军想夺回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崖山位于今广东省新会市南,与西面的汤瓶山对峙如门,称为崖门,宽仅里许,形成天然港口,内可藏舟。“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而“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每天早晨和中午涨潮落潮时分,既可“乘潮而战”,又可“顺潮而出”。崖山的这种地理特点,后来被元军利用,导致宋军大败。

  小朝廷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但张世杰已经对前途不抱希望,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相当于把宋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元将张弘范率水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10多天的防御战中,将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一个暴风雨的早晨,元军对宋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多艘战舰被毁。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战船为大索联贯,进退不得,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官员、妇女、将士们也纷纷随之跳海。

  这是一场少见的残酷战役。结束时,海面上到处漂浮着尸体。文天祥此时正在崖山元营,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他在诗中写道:“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据记载,宋朝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10万人!

  陆秀夫负帝投海图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乡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张世杰带着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昺的死讯后,杨太后痛哭,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逃亡海上。突遭暴风雨,张世杰仰天大呼:“我为赵氏已经尽心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已亡矣。如今遭逢大风,不知天意如何?若老天不要我存复赵氏,就让大风吹翻我的船吧!”话语刚落,狂风大作,船便沉于海中。

  崖山之战是元军消灭南宋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灭亡。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是崖山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如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不能不让人叹服。

  宋陵大浩劫

  宋朝皇帝陵墓本在河南奉先(河南巩义市),北宋9帝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客死异乡外,其余7帝均葬于此。北宋灭亡以后,河南地区为金朝控制,宋帝当然不能继续葬在奉先。绍兴元年(1131),哲宗皇后孟氏去世,遗命先择地“攒殡”,待恢复中原以后,再归葬河南。后葬于绍兴府会稽县宝山泰宁寺。后来此地就成为南宋的皇家陵园,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及徽宗梓宫均葬在这里。

  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是西藏僧人杨琏真加。杨琏真加是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佛教,尊八思巴为帝师,杨琏真加遂凭借老师的关系被任命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的坟墓。赵恺是孝宗的次子,葬在会稽县山阴法华山天长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发掘了魏王赵恺的陵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了杨琏真加。魏王陵的发掘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宁宗及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宋帝陵。宋陵护陵使罗铣拼死保护,遭到痛打,被人用刀架着赶出了陵园,罗铣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四陵之中,理宗陵寝所藏宝物尤多,据称打开墓葬的时候,有白气冲天而出,乃是宝气凝聚而成。理宗的尸体仍完好如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宗口中含了夜明珠,这伙盗贼于是将理宗的尸体搬出墓穴,倒悬在树上。允泽用脚猛踢理宗的头颅,以示自己无所畏惧。防腐的水银慢慢地从理宗口中滴了三天三夜。西藏僧人之间有个习俗,即得到帝王的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因此杨琏真加指挥手下将理宗的头颅割了下来,据为己有。杨琏真加一伙走后,罗铣买棺置衣将诸帝骸骨重新收敛,悲痛欲绝,附近乡里百姓皆为之感泣。到了夜晚,听到四面山中皆传来哭声,旬日不绝。后来,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流传。明朝立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到了理宗的头颅,于洪武二年(1369)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第二年又命人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不久,杨琏真加一伙又对宋陵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五帝及孟氏、韦氏、吴氏、谢氏四位皇后的陵寝在这次发掘中无一幸免。徽、钦二帝皆死于金朝,金朝虽曾归还遗骨,但高宗并未开棺检验。杨琏真加等人打开二帝的陵墓,但一无所获,徽宗棺中只有朽木一段,钦宗棺中有木灯檠一枚。高宗、孝宗二帝的遗骨由于年岁已久,已经“骨发尽化,略无寸骸”。高宗墓内只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孝宗陵只有玉瓶炉一幅、古铜鬲一只。光宗吴后、宁宗杨后的尸体尚“俨然如生”,罗铣后来把二后的尸体重新装进棺材,然后火化了。陵墓内有数以万计的金钱,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一般,诸僧弃而不取,多为附近村民拾得。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元世祖对盗墓的支持态度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加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支持态度。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及元朝政府的支持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加等人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种掘人陵墓的行为引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直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陵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当初蒙古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