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读书笔记

2020-04-02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下面是第一范文网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第一节 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因素,决不是偶然的。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见襄公十八年《左传》。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是很自然的。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侘傺”、“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至于当时音调的读者早已失传。汉宣帝时,九江(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至隋代,还有释道骞也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汉书?王褒传》及《隋书?经籍志》)。后来唐人还继承他的读法。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还有。不过这对《楚辞》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和地方音乐的关系。

  总之,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就在这个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约前340-前277),名平,是楚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博闻强记”,熟悉政治情况,善于外交辞令。为楚怀王左徒,对内同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怀王起初很信任他。但那时楚国内外都有尖锐的斗争:在内政上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也表现为外交上亲秦与亲齐两派的斗争。前者以怀王稚子子兰等楚国的贵族集团为代表,后者以屈原为代表。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正在起草之际,上官大夫为了探听宪令内容,就想夺过去看,屈原不与,上官大夫反诬蔑屈原泄漏机密,恃才矜功。怀王不察,遂疏屈原。秦惠王见有隙可乘,就派张仪至楚,进行阴谋诡计。张仪许怀王商于之地六百里,使绝齐交。怀王既绝齐,又不得地,大怒,发兵攻秦,先后皆大败,丧师失地。齐既不来救,韩魏复出兵攻楚,怀王不得已,乃使屈原使齐,恢复邦交。局势暂时稳定下来。诗人洞察形势,认为非联齐不能抗秦。在政治上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相对立,坚决同他们作斗争。而怀王昏庸懦怯,为群小所包围,终于走亲秦道路,放逐了屈原。这时楚国内政腐败,外交失策,又连年为秦所战败,怀王遂再度受欺,入秦而不返。顷襄王继位,以弟子兰为令尹,对秦完全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诗人痛恨子兰劝怀王入秦,子兰复谮毁屈原,襄王怒而迁之于江南。诗人在长期流放中忧心国事,没有一刻忘了回去。他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抒发忧愤的感情,并揭露、指斥群小违法乱纪、壅君误国之罪,乃自投汨罗江而死。

  诗人有高贵的品质和干练的才能。他生活在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复杂激烈的时代,抱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十分自负地想为楚王做一个统治上的带路人。他的政治理想是要使祖国独立富强,以至统一长期分裂的中国,达到所谓唐虞三代之治。其具体主张不外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诗人在他的诗篇中都曾一再郑重地表明,而且称之为“美政”。但这些并不是空话,诗人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在任左徒时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比如《离骚》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可见屈原为了治理国事,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材,希望将来有用。当他奉命草拟宪令,而反对派的旧贵族就千方百计来破坏它。只这两件事就足以说明诗人所谓“美政”的基本内容和它的中心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反对贵族的传统特权,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所以在国内必然会引起斗争。

  诗人一生为了祖国,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惜奔走先后,企图“及前王之踵武”。当他看见“党人”把祖国引上“幽昧”、“险隘”的道路,就大声疾呼地说:“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几绩。”当他一再受到群小的排挤和迫害时,就奋不顾身地同他们斗争到底,九死不悔。诗人一生的历史就是同旧贵族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历史。他的悲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倾泻了深沉的爱国的思想感情,成为千古传诵的杰作。

  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是二十五篇,这可能是刘向校定的篇数。它的具体篇目,据王逸《楚辞章句》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二十五篇。《大招》的作者,王逸疑不能明。《招魂》一篇司马迁认为屈原所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可见屈原的作品汉代人的看法已不一致。至于后人为了加入《招魂》、《大招》等篇,而把《九歌》任意删并,以求合于二十五篇之数,那是极不妥当的。

  关于屈原作品中的真伪问题,后人纷纷讨论,各执一说。现在看来,《大招》一篇显然是模仿《招魂》写的,而词采远远不及,可以肯定不是屈原所作。《渔父》一篇司马迁在屈原传中本是作为一个有关屈原的故事来叙述,并不把它看作屈原的作品。所以王逸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因此《渔父》不应算在屈原作品二十五篇之内也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远游》、《卜居》以及《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风》等篇,也有人认为后人所依托,但缺乏充分根据。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对于作品的理解不同,看法不同,众说分歧是不足怪的。

  第三节 离骚

  《离骚》(《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溶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妇媭之婵媛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聘兮,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贵族群小向他围攻,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变质了。当诗人回顾到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对人才的变质,诗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叹;“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脩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傍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女媭劝他不要“博謇好脩”,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终无所遇。这天下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他与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的道路。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拔扈。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

  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形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悟,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哪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已富有优美的想象,而这种集中的夸张的描写,就把诗人的品格刻划得异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以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采。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媭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波澜起伏,百转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第四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深刻的思想内容,纯熟的艺术技巧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九章》是包括九篇诗歌的总题,主要是屈原两次放逐中的经历、处境和苦闷悲愤心情的反映,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群小的无比痛恨。但这个总题名不是诗人所自定,而是后人辑录时所加。朱熹所谓“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从《九章》各篇内容来看,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九章》各篇的创作年代,大概以《惜诵》为最早,它是作者被谗见疏以后所作。《抽思》是怀王时作者流放汉北所作,故诗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其余七篇都是作者在顷襄王时被放于江南所作。其中《哀郢》为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被秦攻破后作,诗人久放的痛苦和对祖国危亡的忧虑,在这首诗中得到异常深刻的反映。《涉江》中的地名和时令紧承《哀郢》而来,是诗人溯江北上,入于湖湘以后所作。《橘颂》中有“生南国兮”一语,疑亦是诗人在江南途中所作,表面上咏物,实际是诗人的自赞。《怀沙》、《惜往日》都是屈原自沉以前不久作的,后者是屈原的绝笔,是他最后一首述志诗。此外《思美人》、《悲回风》二篇作于何时不能确定,所可知者,前者大概是再放初春所作,后者则作于再放的某年秋间。

  《九章》与《离骚》一样,是诗人在同腐朽的贵族集团进行激烈的斗争中产生的。因此,它也同《离骚》一样,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感情。在《抽思》中诗人写道: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

  诗人独处“异域”的孤寂苦闷的心情和对郢都的怀念,是表现得如此深挚动人,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夏夜不寐,辗转反侧,魂梦萦绕故都的痛苦表情。诗人热爱祖国的心情越到晚年就越强烈,当郢都被敌人攻破时,诗人在《哀郢》中回忆当年被迫离郢的情景,如云“出国门而轸怀”,“望长楸而太息”,“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最后则“登大坟以远望,聊以舒吾忧心”,真是一步一回首,一步一伤神。他在九年不复的放逐中,面对着残破的祖国河山,内心的痛苦是无可名状的。但诗人仍坚持返回故国的愿望,所以在《哀郢》的“乱辞”中写道: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诗人时刻都没有忘怀祖国,也时刻没有忘怀人民,特别是在长期的流放中,实际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在郢都破灭后,诗人事实上成为难民群中的一个。因此,他就更加深切地了解人民流离失所的苦难。诗人这种同情人民、拯救人民的心也就成为他热爱祖国,不肯远离“故乡”的动力。

  诗人在《涉江》中还具体描写了流放中的艰苦生活,但诗人并没有灰心退缩,反而更加顽强,更加坚毅不屈。他郑重宣言:“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由于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进一步地认识了“党人”的腐朽丑恶的本质,因而对他们的鞭挞更加有力,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揭露更加深刻:

  玄文处幽兮,矇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怀沙》

  《九章》的强烈的政治性,强烈的抒情意味与《离骚》基本一致。诗人眼看着祖国的命运就要被“党人”断送,他的心情就越发不能平静。所以表现在《九章》中的感情有时比《离骚》还更激烈。但《九章》中幻想夸张的手法较少,主要是使用直接倾泻和反复吟咏的方法来表现其奔放的激情,因之它比《离骚》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如《哀郢》、《涉江》、《怀沙》等篇都是纪实之辞,作者放逐生活历历可见。《九章》的语言十分华美,富于表现力,很好地表达了诗人的强烈感情。形式上《九章》散而不乱,跌宕有致,语气随着诗人感情的起伏而变化,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厚的抒情成分完美地结合,是《九章》的主要特色。

  《天问》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奇文。它是对自然、社会的现象和事物所发生的疑问,从中可见诗人思想的博大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作者在篇中所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关于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问题中,保存了不少的神话传说和古史材料。《天问》基本上是四言诗,通篇全用诘问语气,然参差错落,灵活变化,并不觉得单调。

  《天问》的创作年代,据篇末“薄暮雷电,归何忧”、“伏匿穴处,爰何云”及“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几句看来,王逸认为是诗人放逐后所作是正确的。又《天问》后半篇多引历史故实以为鉴戒,与《离骚》陈词重华的用意相同,估计它们的写作时间相去不会太远。

  《招魂》也是一篇奇文,是屈原放于江南时根据民间招魂词的写法而创作的。现在应该根据《史记》屈原传赞来纠正王逸以来认为宋玉所作的错误看法。全文以中间巫阳招魂词为主体,前有叙文,后有乱辞。招魂辞最突出的特点是每隔一句用一个“些”字做语尾。“些”和“兮”都是楚国的方言,而用“些”字又是楚国巫觋禁咒语的旧习。诗人正是把民间流行的习惯语言引入自己的创作中。关于本篇的主旨,除旧说宋玉招屈原外,还有屈原招怀王和他自己招自己两说。我们基本上同意后一说。招魂本是楚国当时的巫风。而从谢灵运《山居赋》的“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和杜甫《彭衙行》的“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等语句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招生魂的遗风。

  屈原放逐江南后,思想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根本原因就是《离骚》提出的是否离开祖国的问题,这就造成他“愁懑山泽,魂魄放逸”的精神状态。诗人采用民间招魂的形式,极力描写四方上下的险恶和故乡居室、饮食、音乐之美,不仅赖以坚定自己不肯离开祖国的意志,寄托他对故乡的热爱,甚至流露了重返故都再得进用的愿望。这与《离骚》的上下求索、眷恋故乡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铺张那些物质享受,虽然不一定属于诗人自己,却是他曾与楚王“图议国事”,经常出入游宴的处所,耳闻目见的事物。这正是诗人的苦心孤诣之所在,不是什么俳谐之文。有人认为《招魂》是以文滑稽,那是轻看了这篇作品的。《招魂》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叙丰富,想象奇特,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它的铺写方法对后来汉赋的创作有直接影响。

  《九歌》本来是古代乐歌,《离骚》、《天问》都曾提到它。据传说它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并取古代乐歌为名。

  《九歌》共十一篇,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为各篇所通用,其馀每篇各主祀一神。为了获得神的福佑,《九歌》中有的写祭祀中歌舞娱神的热闹场面,有的写人们对神的热烈祀赞,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就是。它们庄严富丽的情调,与《诗经》的颂诗相近,但比颂诗生动活泼而有情致。《九歌》又有神与神、人与神相爱的描写,这是原始宗教“人神杂糅”的一种遗留,如《湘君》、《湘夫人》、《山鬼》三篇就是十分优秀的恋歌。《湘君》是湘夫人的独唱,《湘夫人》是湘君的独唱,都是表现他们互相追求终于不遇的复杂变化的心情;《山鬼》写神女去同爱人相会,但爱人却没有来。诗中极写女主人公相思、怨恨、怀疑、忧伤的情绪。《大司命》、《少司命》和《河伯》或写愿结相知、顷刻别离的悲愁,或写同游九河、是暮忘归的快乐,都是很好的抒情诗。

  此外,《国殇》是一首追悼为国牺牲的将士的挽歌,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全诗概括而又生动地描写了战斗的经过,刻划出卫国壮士勇武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并加以热烈的礼赞。《国殇》风格刚健悲壮,语言朴素,色彩单纯,声调激越,与内容和谐一致,是《九歌》中风格突出的一首。

  《九歌》充满浪漫气息,想象优美而丰富,和民歌有血缘关系。《九歌》中的多数诗篇大抵韵味隽永,语言精美,善于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人物容貌动作的描绘和内心感情的抒写十分完美地统一起来,有一些片段长期为后人所传诵。例如: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

  这里诗人用朴素自然的语言,以清秋的景色构成了一个美妙而略带轻愁的意境。这样一开始就有力地衬托了湘君久候夫人不来所勾起的怅惘。他如《山鬼》以深山中特有的景物描摹女主人公的美丽和她的深挚的感情,《少司命》写神灵往来倏忽所引起的悲欢离合的情绪,也都具有深切感人的力量。

  第五节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开始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以他创作的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对我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屈原首先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爱国的诗人为后世所景仰的。千百年来,人民没有忘记他。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精神的再现;千百年来,在人民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精神的再现。诗人的人格和诗人用心血写成的爱国诗篇,更滋育了后世的进步文人作家。许多进步文人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屈原爱国思想的影响,并且从他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中汲取了力量。汉初,遭遇与屈原相似的贾谊,他写过一篇《吊屈原赋》,表示了对屈原的崇敬,并寄托了自己的感慨。司马迁也是真正理解屈原的人,他不仅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极力表扬了屈原,并且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来鞭策自己,以完成《史记》的写作。另外还有不少人离谗忧国,以“悼骚”、“感骚”为题来作赋著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屈原的精神。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李白、杜甫都景慕屈原之为人。李白作为封建社会的浪子和诗人,他“一生傲岸”,不向权贵折腰,却深深敬佩屈原。他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肯定了屈原的不朽。杜甫忧国爱民的思想是屈原精神真正的继承者。他的诗歌也是努力向屈原学习的,所以他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在我国古代,还有不少诗人在民族危亡年代写下了激昂慷慨的爱国诗篇,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精神的影响。

  屈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从形式来看,他打破了四言诗的格调,吸收民间形式,特别是楚声形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灵活的新体裁,是诗歌形体的一次解放。楚辞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裁,在屈原手中它很好地起了文学的战斗作用,但作为楚辞的直接影响,却是在汉初特定的土壤上产生的铺张扬厉的大赋,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是走到了楚辞的反面。在文学创作上,屈原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把《诗经》原来的比兴材料,如草木、鱼虫、鸟兽和风云雷电都赋予了生命,让它们活动,甚至让它们有人的意志,用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前人早已指出。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方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许多的咏史、咏怀、感遇的诗篇,都是直接间接受了屈原这种作风的启发的。至于《离骚》、《招魂》所运用的大胆幻想和夸张的手法,对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像李白就认真学习了屈原的作品,把握了楚辞的精神,因此在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唐代另一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所受屈原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极力推崇楚辞,称为战国时代的“风”、“雅”,“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这是对的。楚辞影响的深远,只有《诗经》可与之相比。《诗经》和楚辞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二千年来一直为我国优秀的作家所继承和发扬。

  第六节 宋玉

  宋玉是屈原以后著名的楚辞作家。关于宋玉的生平,《韩诗外传》、《新序》等书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都太简单,且彼此互相抵牾,未必是可靠的材料。唯一可靠的,现在看来还只有司马迁在《屈原列传》末尾所说的几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参照宋玉的作品,宋玉是一个屈原的后辈,他向屈原学习,从事楚辞创作。而出身低微,出仕后并不得意:这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十六篇,其篇目已不可考。然《楚辞章句》有《招魂》和《九辩》,《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招魂》非宋玉所作,已详前节。其馀十二篇,除《九辩》外,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古文苑》中六篇,前人指为伪作,已成定论。《文选》中五篇由于它们的艺术成就较高,且对后世文学有不小影响,如“巫山云雨”、“曲高和寡”等,成为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成语。因此,尽管前人作了不少的辨伪工作,提出了许多可疑的理由,但也还有人相信是真的。我们认为《文选》中所谓宋玉赋的体制、风格和语言都与楚辞迥异,倒和汉赋相近,这从辞赋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宋玉的时代是很难出现的。而且这五篇赋都作第三者叙述口气,又直称“楚王”、“楚襄王”,明为后人假托之词,不是宋玉自作。综上所述,宋玉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辩》一篇,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九辩》是一篇优秀的楚辞作品。王逸认为宋玉“闵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大概是一种揣测之词,事实上屈宋未必有什么师生关系。《九辩》主要是作者抒发自己落拓不偶的悲愁和不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例如说:“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诗人对社会的黑暗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的。因此,他明白表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但宋玉没有屈原那样激烈的感情,所以调子很低沉。像诗中“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等句,又可以看出他性格卑顺软弱的一面。

  《九辩》在《楚辞》中也是一首长诗,共二百五十五句,其中虽颇多袭用屈原作品中的词句,但在艺术上仍有它的独创性。作为抒情诗,它不是以直接倾泻诗人内心的激情来感染读者,而是善于通过自然景物抒发自己浓厚的感情,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像开头的一段: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寂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忄广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作者在这里把情与景交错地写出。他写了萧瑟的秋景,写了远行的凄怆和送别的愁绪,写了贫士失职的不平以及羁旅的孤独惆怅,这就使诗人的感情和自然景物互相衬托而融合为一。诗人之情虽是主观的,但使人感到它是具体的;自然之景虽是客观的,却使人感到与诗人的感情是和谐一致的。宋玉就这样进一步开拓了诗的意境,提高了诗歌的表情达意的作用,千百年来不少文人学士推崇这一篇作品,“悲秋”成为诗歌中不断重复的主题,除了由于宋玉那种感伤情绪在特定的时期唤起他们的共鸣外,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九辩》艺术上的这一特色。过去屈宋并称,宋固不如屈,但无疑的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他的作品对后世文学曾发生不小影响,在文学史上宋玉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