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申请书填写说明
请按《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须知》要求填写，并对以下问题特别注意：
1、对于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原审其他当事人栏的基本情况中的联系方式，必须注明有效联系电话、送达地址及邮编，或其他联系方式。
2、对生效民事判决或者裁定不服，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生效民事调解不服，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故再审申请书须明确写明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一项或多项，或者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3、再审申请的请求。应写明是对生效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的全部还是部分不服，对于部分不服的应写明不服裁判调解书的主文内容。
4、事实与理由。应针对生效判决、裁定等，并论证不服的理由，如从以下方面论证：(1)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2)原审确定性质不当;(3)适用实体法不当;(4)违反了法定程序;等等。
5、落款部分公民需本人签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盖章，副本的落款部分不能复印。
5、再审申请书副本按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总数提交。
民事再审申请书范例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甲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乙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再审申请人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浙甬民二终第某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再审事由：
1、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2、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再审请求事项：
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浙甬民二终第某某号民事判决，判令再审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意外伤害保险金某某元。
事实与理由:
第一、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已收到保险合同条款缺乏证据证明，且与相关证据相矛盾。
XX年2月13日，乙与再审被申请人签订第二份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一审判决认为，该保险合同为卡折式，集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单、保险费收据于一体，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该保险合同第四联(即保险单正本兼保险费收据联)背面即为保险条款的内容，据此可认定再审申请人已收到该保险合同的相关保险条款。二审判决对此亦予确认。再审申请人认为上述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
首先，据证人李某陈述，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谢某在向乙推销保险时“没有出示过保险条款，没有说过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见，乙及李某在合同订立当天根本没见过保险合同条款。
其次，即便是在谢某的证言里也找不到她将保险合同条款交给乙的内容。考虑到谢某是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她所作的证言应当不会损害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尽管她与再审被申请人有利害关系，但其陈述中包含的没有将保险条款交给乙的内容应当是可信的。
再次，再审被申请人无法举证证明向再审申请人提供过保险条款，哪怕是第一次订立保险合同时提供过条款的证据也无法提供，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继而，即使进行推定，现有证据也不必然能够推定出再审申请人已经收到保险合同条款。只要仔细查看再审被申请人提供的保险合同原件，就不难发现第四联与保险合同条款之间有明显的粘贴与装订痕迹，说明第四联曾经与其他文件(可能是再审被申请人主张的保险合同条款，也可能不是)装订在一起，但不能得出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将这些文件与保险单一起交给再审申请人的结论。由于现有保险公司的运作特点是保险公司聘用保险代理人推销保险(本案即属于该模式)，考虑到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存在着保险代理人并未将完整的条款在销售时交给客户的情形，因此不能排除谢某由于业务素质不高或者为了便于推销保险故意隐瞒合同条款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再审申请人申请理赔时将第四联原件交予谢某后，谢某再将第四联粘贴在保险合同条款上的可能性。
综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前提是其向投保人出示、交付完整的保险合同条款，如果连这一物质载体也没有，凭空何谈说明?因此，二审判决的上述推定完全没有事实基础，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显然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并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意见相冲突。
《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主要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两层含义。
①提示义务指在对免责条款的设置上，保险人要在投保单、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这就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显著标志(如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对全部免责条款及对条款的说明内容集中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附有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
观本案，保险单“声明”栏中的文未作任何体加粗、加大等显著化处理，将其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栏的文相比较，在印刷上毫无区别之处，根本不能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反观“保险期间”、“保险金额”、“免赔额”、“给付比例”、“保险费”栏相关内容的体倒是作了加黑、加大处理。显然在制订格式合同文本时，再审申请人的利益与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就是不对等的。再审被申请人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破坏了合同的利益平衡，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再审申请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重视。
而对于免责条款内容的提示，也仅仅是对“责任免除”这四个作了加黑处理，并未对其下列举的具体免责情形进行加黑处理，也就是说没有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出显著提示。况且，在对“保险责任”和“索赔须知”8个也做同样加黑处理后，“责任免除”、“保险责任”、“索赔须知”三者的具体内容从印刷上观察毫无二致，均未采取任何显著标示，无法使免责条款部分的内容突出地显示出来，一般人根本不会留意，自然也就达不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既然免责条款未作提示，也不能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依法不产生效力。再审被申请人自然不能援引该条款拒绝理赔。
②针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一般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或者由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上签确认并同时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明了。
观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向乙做出过针对免责条款的任何说明。而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履行了说明义务。在此情况下，不能仅凭乙在“声明”栏的一个签名就冒然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已经对此做了明确的表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XX年版，第110页);尤其考虑签名具有当事人确认保险合同成立的效力，更加不能赋予其额外的含义。
2、二审判决认定乙平时以肇事的电动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不能对抗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明显与保险法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诚信是它的灵魂所在。乙与再审被申请人订立合同的时间分别为XX年1月7日和XX年2月13日。乙购买涉案电动三轮车的时间是XX年2月17日。购买第二份保险时，乙已经使用电动三轮车将近一年时间，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可以证实乙和谢某平时联系密切，而谢某在庭审中也承认自己和乙很早就认识。结合李某的证言也证实谢某不仅知道乙使用无牌电动三轮车，而且承诺骑车出事故是可以获得理赔的。这一系列的证据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对乙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的事实是明知的。既然明知乙长期无证驾驶，且电动三轮车是她必不可少的谋生工具，那么再审被申请人就应当预见到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应及时明确告知乙相应后果，并采取相应减损措施，这是再审被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但再审被申请人放弃通过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等措施来控制风险，长期默认被保险人的无证驾驶行为，应当视为再审被申请人放弃了合同解除权及免责抗辩权，构成弃权。而再审被申请人向乙承诺骑车发生事故可以获得理赔，待事故发生后又拒绝理赔，又违背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构成反言。基于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本案中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多种原因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无证驾驶并不必然直接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可以适用比例因果关系进行赔付。
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乙与王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均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其中乙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大，王晨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小。可见，导致乙死亡是事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别只是作用力大小不同而已。
其次，乙的违法过错行为包括：1、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2、所驾机动车未经登记;3、上道路时未确认安全;4、操控不当。可见，无证驾驶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而无证驾驶免责条款的本意是：无证驾驶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并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时，保险人方可免责。
再次，依据交通事故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事发当时天气状况恶劣、地形复杂、王某疲劳驾驶等这些因素也是引起事故发生的诱因。
依据公平原则，对多个原因造成保险事故的损失，应确定承保原因与非承保原因对损害造成的原因力的比例，判断承保原因对损害所起作用的比例大小，进而确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从本案看，既有被保险人无证驾驶的行为，又有被保险人未确认安全操控不当的行为，期间还有事故另一方过错行为的介入。三者中，无证驾驶是除外责任，后两者是保险责任。保险事故由于多种原因(既有保险责任又有除外责任)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应当赔偿损失，至少也应当承担属于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
4、再审被申请人不能主张适当减轻明确说明义务的标准。
虽然本案因乙两次签订同类保险合同，但不可以适当减轻再审被申请人的说明义务标准。
首先，减轻不等于免除。能否“适当减轻”应当考虑保险人之前是否有过履行说明义务的情节。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在签订第一次合同时履行了说明义务。
其次，“适当减轻”不应适用于保险人事先明知被保险人正处于免责条件中的情况。原因是降低说明义务的标准应当适用于保险人不知被保险人有违反免责条款约定的状态下，保险人主观上应当是善意的、不知情的，否则会助长保险人逃避责任的风气。
5、通过本案折射出的现实困境并参照类似判例的精神，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
本案的电动三轮车是严格按照《电动三轮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344-)生产，可以合法销售，也未被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该车虽被交管部门定性为机动车，却未实行牌证照管理且事实上也不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该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即被定性为无证驾驶，即便投保也得不到理赔。出于对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保护，各地法院作出的类似判决或将无证驾驶行为纳入行政管理范畴，或将电动车有实行牌证照管理并事实上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的举证责任交由保险人承担，均依法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再审申请人甲父母双亡，乙系甲外公，年迈体弱，老伴早已过世，且两人生活条件极其贫困，甚至无力缴纳诉讼费用。司法应当在个案中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依法向贵院提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公正判决，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甲、乙
申请人：年 月 日
申请日期：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
委托代理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
法定代表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
再审申请人杨因诉再审被申请人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行终第00041号行政裁定书，现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二条，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
1.依法撤销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行终第00041号行政裁定。
2.依法撤销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XX年11月17日颁发的房地权证蚌私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
3.判决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承担一、二及再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XX年11月17日颁发给再审被申请人王位于蚌埠市燕山路109号1栋1单元3号的“房地权证蚌私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将属于再审申请人杨的合法财产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该行为严重侵犯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故行政诉讼至人民法院要求依法撤销其错误的行政登记行为，后蚌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蚌山行初第00018号]支持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再审被申请人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王皆不服该行政判决，上述至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蚌行终第00041号]以因单位内部分配的房屋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为由，驳回再审申请人杨的诉讼请求，并撤销蚌山区人民法院()蚌山行初第00018号行政判决。
(一)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
原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且足以影响裁判公正。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行终第00041号行政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在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三项规定：“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
首先，本案的诉争并非行政裁定书中所称“因单位内部分配的房屋而引发的纠纷”，而在于颁发房产证的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纠纷。诉讼标的具体为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XX年11月17日颁发给再审被申请人王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其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在本案的一审中，作为原告方的再审申请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也是撤销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蚌私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一审蚌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合法的判决，而二审的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断章取义，剥夺再审申请人杨的合法诉权。若不作出颁证行为，纯粹单位内部的分配房屋纠纷，方属于该解释第三项的适用范围。其次，第三项的适用有其前置条件：“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本案中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经对王作出颁发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对再审申请人杨的财产利益产生实质影响，其当然有权利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裁决。再者，同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二项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就有关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处理决定不服，或对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就房地产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给王所颁发的是房地产权证，依据该司法解释也应享有相应的诉权，并非全部被驳回。最后，从法的效力位阶和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从发，《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8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法发〔〕54号)的法律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不应机械适用后者，理应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诉权。
综上，本案的诉争不是表面的分房、腾房或建房纠纷，乃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的颁发房产证的行政登记错误纠纷，再审申请人一审中正是针对该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8号)，理应拥有起诉的权利，二审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二)颁发房地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欠缺合法性与合理性
1.颁发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对再审申请人杨的财产权利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已经丧失该房产的法律处分权。
该房产是蚌埠市铸锻厂分配给再审申请人的职工宿舍，自1988年居住达二十多年，长期且持续、不间断地为其占有、使用和支配，根据《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该占有状态本身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1998年，再审申请人与蚌埠市铸锻厂之间履行了该房产的过户手续，所在单位蚌埠市铸锻厂亦已承认再审申请人对该房屋的合法财产权利。蚌埠市铸锻厂破产之后，其留守处的原始房产登记，亦能证明20多年来再审申请人对其一直拥有合法的财产权利，户口登记簿和身份证等也表明为其法定居住地。XX年11月17日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将该房产登记在王名下，并颁发了房地权证。颁发房产证的行政登记行为已经对杨的财产权利产生实质影响，其房产权利基于该行政登记行为已经丧失，在法律上王拥有该房产的处分权。作为利益受损的行政相对人，再审申请人当然有权利对其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司法机关予以裁决，该行政登记有瑕疵的理应撤销。
2. 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给王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重大瑕疵。
民事案件普通程序庭审笔录(蚌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证明王已经自认XX年其与留守处赵南京篡改争议房产原始登记底根。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自认(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上诉状”)在作出给王颁发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出卖给王诉争房屋的“蚌埠市工业商贸系统改制企业留守处”并未得到“蚌埠市工业商贸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办公室”的房产处分的授权，而依据蚌埠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后者享有处分权。王也自认XX年3月2日“蚌埠市工业商贸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办公室”方授权留守处办理产权手续。而王所持有的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XX年11月17日颁发的房产证，留守处并未得到房产处分权人的授权。出卖人无权处分，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仍以颁证，该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重大瑕疵。事后的授权并不能弥补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缺陷，在法律上事后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当时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使用。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撤销给王所颁发的房地权证。
(三)原审行政裁定实质上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诉权。
再审申请人杨原系蚌埠市铸锻厂工人，1980年进入该厂工作，1988年该单位将位于蚌埠市燕山路109号1栋1-1-3号房屋分配给杨，并于1998年6月9日向蚌埠市铸锻厂行政科交纳该房屋的过户费。25年以来再审申请人一直居住至今，并由其一直交纳房租费和水电费，再审申请人杨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等身份信息也以该房屋为居住地。XX年蚌埠市铸锻厂破产注销，其后移交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的原始房产登记信息中仍以再审申请人杨为该房屋权利人(XX年7月12日杨于留守处查询，并由留守处出示盖章的原始登记信息)，原蚌埠市铸锻厂负责单位房产管理的行政科长李振远也出具了证人证言。但XX年7月15日，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的该房产的登记信息由再审申请人杨被篡改为再审被申请人王(上述事实可查证民事庭审判的笔录，王的自认)，并由王作为购房人向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蚌埠市工业商贸系统改制企业留守处申请购买该房屋。后由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和蚌埠市工业商贸系统改制企业留守处，将房屋卖给王。XX年11月17日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向王颁发该房产的“房地权证蚌私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该房产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杨的合法财产权益。
XX年3月7日王起诉再审申请人杨至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房屋腾退，蚌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蚌山民一初第00134号，驳回王房屋腾退的诉讼请求。
再审申请人杨于XX年5月30日向蚌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给颁发的王房地权证蚌私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蚌山区人民法院认定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和蚌埠市工业商贸系统改制企业留守处出售该房产没有合法依据，依据蚌埠市相关政府文件能够出售该房产的为上述二者的上一级机构“蚌埠市工业商贸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办公室”。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在转让方无权处分该房屋资产情况下，为王办理过户手续并颁发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8月23日蚌山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给的王房地权证蚌私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
再审被申请人皆不服该行政判决上诉后，XX年11月1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蚌行终第00041号，裁定撤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蚌山行初第00018号行政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驳回起诉。虽然杨与王的腾房纠纷，蚌埠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已经查清事实并作出民事判决;虽然针对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存在瑕疵的行政登记行为，蚌埠区人民法院已经就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予以裁决。但是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蚌行终第00041号使一切回归原点，该终局裁定产生堪忧的后果包括：对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在该案件中的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司法机关无权审查与裁决，而行政相对人的财产利益更无法得以司法救济。王持有房产证，房子却由杨实际占有，单位已破产清算，二人之间的房产纠纷不可能以司法渠道妥为处理，法律权利与事实权利将永远分割。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行终第00041号行政裁定实质上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诉权。
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再审，依照事实和法律撤销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行终第00041号行政裁定，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申请日期:年 月 日
申请人(原判被告、终审上诉人)：李介有，男，岁，汉族，农民。住内蒙扎兰屯市中和镇库堤河村;邮寄地址——。
被申请人(原判原告、被上诉人)：吴再富，男，岁，满族，村长;邮寄地址：扎兰屯市中和镇库堤河村二街。
第三人：荆树贵，男，岁，汉族，干部，住中和镇库堤河村一街。
申请事由：
再审申请人因债务纠纷一案，不服呼盟中级法院在内蒙高级法院裁定指令再审情形下，做出驳回再审请求的判决;理由如下：
1、民案原判，定性不准，实体错误!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
2、民案终审，违背法定程序，对上诉案件不审不问维持原判。
3、民案再审，无视案件性质，覆辙原判错误，做出驳回再审诉求。
本案三审判决的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1项、2项、3项、4项、6项、10项、11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据是伪造、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力的、原判决遗漏以及第二款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当再审的事由。
请求事项：
1、撤销两级法院初、终、再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求;判令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判令被申请人给付拖欠款(原判遗漏)元。
3、被申请人的诉求属于恶意，应于惩罚，判令由此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车旅误工等)赔偿人民币元。
纠纷事实：
申请人与银行约定是70平米土瓦结构房。签定《抵押合同书》、《卖房契约》。被申请人购买后，索要115平米临街的砖瓦结构住宅房;不顾民事行为主体和约定标的，诉求法院判给该房。
民案原判：
故意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用债务曲解立案、规避约定审理、做出与约定相悖的判决：被告给原告倒出临街的土瓦结构房。
1、证据足以推翻原判：《抵押合同书》、《卖房契约》、《还款凭证》、房屋照片，是确定纠纷事实、案件性质、约定标的、民事行为主体的关键证据;法院原判未予认证质证!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规定情形。
2、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的事实是伪造的，没有质证。
纠纷源之房产抵押买卖;认定债务纠纷，没有证据证明。
署名潘振林、标明63平米土草房的《房照》，来路不明;村委会代签的日期是在此房出卖并且建成砖瓦结构房之后，是废弃无效证件;不具证明力。做定案依据未质证。
如此审判错误，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的2、3、4项规定情形“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以及“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房产抵押买卖纠纷用《民法通则》债权条款判决，明显与纠纷性质不符。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第6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情形。
4、原判决遗漏：庭审时，被告反诉原告欠款事项没有认证。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第12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的”规定情形。
民案终审：
对上诉案件，不审不问判决维持，违背《民诉法》第152条“对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询问当事人”的法定程序。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和第179条一款10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力的”规定情形。
民案再终审：
对确定纠纷事实、案件性质、约定标的、民事行为主体，足以推翻原判的关键证据仍不质证认证;覆辙原判错误，主观臆断做出驳回再审诉求的判决。
综上所述：
两级法院，对债务案的“两审一再”的审判，是在故意违背房产抵押买卖基本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情形下做出错误判决的。
被申请人，违背依法诉权，恶意诉求;本诉与本诉之外均没有证据证明!是以非常手段干扰破坏司法公正，陷无辜的申请人于诉讼中;蒙受人生各方面的惨重损害与精神折磨。由此造成的侵害必须赔偿。
恶意诉讼，祸国殃民法理不容!为有效制裁和遏制民事恶意行为，彰显正义维护法律尊严;故此依法诉求。
此致
申请人：，女，汉族，1970年1月2日生，中专文化，个体医生，系“袁翠翠诊所”法定代表人，原住云南省永胜县程海镇果园村，身份证号码：5332......
被申请人：卫生局
法定代表人：郭xx局长
地址：永胜县永北镇文明南路第27号
申请人因卫生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云南省丽江市人民法院()丽中行终第1 号行政裁定，现提出再审申请。
再审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丽中行终第1号行政裁定书;
2、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永卫医罚()07号行政处罚决定; 3、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事实与理由
XX年7月7日，被申请人因申请人成立的袁翠翠诊所与患者杨爱莲之间发生医患纠纷一事到达该诊所。被申请人永胜县卫生局在没有充分查清医患纠纷事实、对患者死因尚不明确;尚未查清申请人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医患双方的责任尚没有得到客观认定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事先没有向申请人作出任何解释说明，就武断的、强行的从墙上摘下申请人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然后以申请人袁翠翠及执业医师刘英涉嫌非法行医罪为由向公安机关移送处理。被申请人于10月20日才向申请人作出了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直到XX年9月9日，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丽中法委赔第1号决定书，认定了申请人的行为不属于刑法规定的非法行医，并决定由永胜县检察院对赔偿请求人袁翠翠、刘英进行赔偿。至此，长达4年多的非法行医案才得以定论，但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因此而彻底的得到救济和保障，被申请人仍然拒绝返还申请人的执业许可证。 申请人向法院起诉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以申请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本案。申请人认为，一审、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超过起诉期限不予受理的裁定不当。理由如下：
一、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自始无效，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主张该行政行为无效。
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应当是：首先，在处罚前告知当事人享有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对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或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处罚，还应当告知让当事人有进行听证的权利。其次，才做出处罚决定。最后，在当事人拒绝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以采取措施或者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被申请人强行拿走了申请人的许可证之后，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才向申请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已经根本性的、严重性的违反了行政处罚的程序。被申请人无论事后怎样的补充材料、怎样的欲盖弥彰，都无法掩盖一开始滥用行政权力、乱执法的事实，此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毫无意义。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行为的无效是指行政行为因明显、重大违法所致行为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效力。无效行政行为虽然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但其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不具有确定力，是一种一直持续的状态。作为合法权益受到该具体行政行为损害的申请人来说，可以在任何时候主张该行政行为无效，有权国家机关可在任何时候宣布该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申请人当然可以在排除了妨害，在必要的时候向法院提出确认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的请求。所以说，申请人的起诉并没有超过期限，两审法院的裁定是不当的。
二、退一步说，就算本案的起诉超过了三个月的一般起诉期限，但是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所以说，法院应当受理。
1、从本案的起因等客观方面来看，“认为申请人涉嫌犯罪”，是被申请人拿走申请人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最直接的依据和原因。后来，被申请人依据申请人超出行政许可范围为由，做出的吊销申请人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为了掩盖非法行政执法行为的一个籍口。
一方面，在申请人与患者杨爱莲医患纠纷事件中，一开始医患双方的纠纷本已自行化解和平息了。后来，患者杨爱莲的家属却不知受何人指使与申请人之间的医患纠纷矛盾激化，被申请人在场却因处置不当致使医患双方的民事纠纷最终发展成了患者家属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的刑事案件。接着，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袁翠翠的诊所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及《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就为患者杨爱莲施行手术，导致严重后果、涉嫌犯罪为由向侦查机关移送处理。“武断的认为申请人对患者的死亡应当承担重要的责任;恶意的诬陷申请人不具备行医资格;强行的借行政执法的名义来打击申请人的生产经营”----这就是一开始被申请人永胜县卫生局的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借用行使行政权力的名义强行拿走申请人的许可证的直接依据和原因。申请人具备行医资格，却蒙受了涉嫌“非法行医”罪的指控，被错误羁押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最后虽被释放，但是造成错案的行政机关却不承认自身的错误，更不愿意对申请人进行赔偿。所以说，申请人“是否超出核准登记的范围经营”并不是被申请人强行拿走其许可证的初衷。本案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被申请人的某些工作人员，试图利用申请人与患者的矛盾，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举报申请人构成犯罪从而达到打击和剥夺申请人生产经营的目的。
另一方面，试想“非法行医”案件没有结果;申请人的行为到底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罪没有得到定性的情形下，即使申请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人的请求会得到支持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定性和结果，是申请人进一步拿回许可证、权利可能得到救济的前提。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罪没有定论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不可能归还申请人的许可证。申请人在那个时候起诉很明显是违背常理的。
2、从主观方面来说，自从XX年7月医患双方的纠纷产生以来，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因为该纠纷引发了一系列超出常人主观臆测和承受能力范围的事情：医患纠纷案、非法行医案、非法侵入住宅案以及现在的非法吊销许可证的案件。这一切并非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紧密相连的。主观上，并非是申请人不希望、不愿意拿回自己赖以生存的许可证，并非是申请人故意拖延起诉。申请人在积极应对一系列诉讼的同时，一直向被申请人提出“返还许可证的申请”;更未停止过向政府、人大等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上访。“非法行医”案的产生和定论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和主线，申请人一直通过行动表明，自身从未打算放弃过自身的诉权而且从未停止过为了合法权益进行抗争。
三、申请人超范围经营事出有因，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被申请人对其超范围经营应承担重要责任。
自从XX年以来，申请人就从未停止过向被申请人提出“扩大医疗许可经营范围的书面申请”，申请人完全具备从事妇产科诊疗的技术水平和实力，申请人也向被申请人多次提交了书面申请，但是为什么被申请人置之不理、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于不顾?申请人的医务人员从事接生等妇产科手术是完全有妇产科医师资格的;申请人从事该诊疗活动也并非是胆大包天、偷偷摸摸地搞的，而是经得相关医院的负责人向被申请人县卫生局的有关领导请示，并在获得了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的条件下才从事的。所以说申请人的经营事出有因，被申请人对其超范围经营应承担重要责任。如果申请人超范围经营违法，那么被申请人的默许行为是不是也违法?而且被申请人违法的危害和后果是不是更严重?
申请人认为，一审和二审法院简单的就事论事，割裂了事件本身的因果联系，不去考虑被申请人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原因和性质，不去在乎申请人面对的主客观方面存在的特殊情况，随意的剥夺了申请人的诉权，无异于间接认可了行政机关代表的被申请人可以任意剥夺行政相对人赖以生存权利的严重行为。
所以说无论从客观事实状况来说，还是从申请人主观上积极维护自身诉权的角度来说，在非法行医一案没有得到定论，申请人主观上没有消极的、故意的拖延诉讼的情况下，不应苛刻和强求非法律专业人士的申请人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期限里进行诉讼。因此，本案时否过了起诉期限，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可能的作出有利于维护当事人诉权的解释，这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应有之意。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本案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一审和二审法院的裁定失当。恳请再审法院秉着尽可能的维护和有利于当事人诉权实现的角度依法裁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从而督促以被申请人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依法公正、合理地履行职务，以维护申请人作为一个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不被任意剥夺和侵犯!
此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 XX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