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是如何蜕变成汉武帝的范文

2020-02-28

  一代开皇皇帝创下赫赫功绩,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卫氏一门荣耀都跟卫子夫有关,可谓汉武一朝卫氏外戚支柱。原本是汉武帝大姐平阳公主歌女的卫子夫 ,因绝色美貌得到宠爱,并且因皇后陈氏(成语金屋藏娇中的女主角)无法生育,而卫子夫被“大幸”、“尊宠日隆”后生下三女一男,最终被册封为皇后。

  卫子夫得宠直接促使卫氏家族兴旺,卫青和长子卫伉、次子卫不疑、幼子卫登、霍去病、霍嬗等6人封侯,卫青还娶了汉武帝同胞姐姐平阳公主。卫氏因卫子夫名闻天下,时人唱:“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生儿子的别高兴太早,生女儿的不要生气,你要看到卫家因为一个女人而“霸天下”!

  卫子夫的儿子刘据被立为太子后。元朔六年(前120xx年),王夫人成为汉武帝新宠。随后李夫人、尹婕妤、钩弋夫人得到宠爱,卫子夫被遗忘。史书曾记载卫子夫失宠、卫青和霍去病死后也一直受汉武帝信任。

  不过,作为大汉皇帝,汉武帝并非不知道外戚的厉害。在冷落卫子夫的同时,是不是也有意同时冷落卫青?因此,我们不得不来说一说汉朝外戚的那些事。

  汉武帝的评价2

  汉朝的建国与外戚密不可分

  汉朝建国与外戚密不可分,吕后一家始终是刘邦平定天下坐江山的重要力量。正是因为忌惮外戚的势头,刘邦曾立誓:“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不是姓刘的不能称王,谁要是以有功为借口提出称王,天下人共诛之!刘邦把刘氏子弟全部封王,封到各地为刘家看守天下。

  但刘邦一咽气,吕后就开始“上位”,临朝称制,行皇帝职权,追封已故的大哥为悼武王,二哥为赵昭王,随后封侄子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侄孙吕通为燕王,追父吕文为吕宣王,封女儿鲁元公主的儿子为鲁王,封二哥的儿子为沛侯,封外甥为扶柳侯,封其妹吕媭为临光侯……大有取代刘氏的势头。

  等到了吕后咽气,吕氏外戚被灭后后众臣议立新帝,都说吕氏有野心、非忠良,刘邦嫔妃薄姬有仁心,所以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汉文帝),尊刘恒生母薄姬为太后,史称薄太后。虽然薄太后被后世称“母德慈仁”,没有太过干政,但仍封了自己弟弟薄昭为侯,出任车骑将军。车骑将军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与三公同列。重要的是掌管着京师卫军。

  汉武帝的评价3

  薄太后也不省油的灯

  史书有个薄昭之死的记载:汉文帝推新政,受到以薄昭为首的皇亲国戚阻挠。将军钟毓奉命外出平叛,在太原把薄昭的侄子薄贵斩杀。薄昭则把凯旋的钟毓抓捕起来,威逼对方认罪无果而斩于自家屋前。汉文帝下旨处斩薄昭。薄太后闻讯后找到儿子,痛斥皇帝无情无义……

  当然,最终薄昭没有逃脱处罚,自杀了事。由此看出,皇舅爷的威势有多大,竟可以把奉命外出平叛的将军抓起来私下处斩。而薄太后死后又出现一个跨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朝的女人——窦皇后、窦太后、窦太皇太后。

  熟知汉武历史的人们知道,喜好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在汉武帝初登皇位时没少干涉朝政。史书记载:汉武帝推行新政,一年后窦老太太找借口把新政骨干赵绾、王臧下狱(二人均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新政被废除……

  这是多大的权威啊!以汉武帝的性格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因此,改变汉朝立国以来“外戚干政”传统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是汉武帝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汉武帝的评价4

  “巫蛊之祸”最终成为导火索

  专权近半世纪的卫氏外戚,最终因“巫蛊之祸”被拨除。“巫蛊之祸”的导火索是公孙敬声引燃的。公孙家同属卫氏外戚集团,公孙敬声的父亲叫公孙贺、母亲叫卫孺,而卫孺是卫子夫的姐姐。公孙敬声被人诬告与阳石公主私通、行“巫蛊天子”之事。随后公孙贺被抓,父子俩死于狱中。史载,太子刘据朝堂上再无外家,再没有母亲家的人为他撑腰。

  “巫蛊之祸”涉案人员诸邑公主、阳石公主被处死,卫青长子卫伉连坐被杀。卫不疑、卫登等被夺去王侯之位。汉武帝宠臣江充构陷太子,逼迫刘据起兵诛杀了江充等人,汉武帝则“发兵讨逆”,刘据兵败自杀。

  在刘据“谋反”中卫子夫曾把皇后玺绶给儿子,助他起兵,此时汉武帝要卫子夫交回玺绶,卫子夫则自杀明志。至此,卫氏外戚最大一棵树倒下,让汉武帝耿耿于怀的“外戚干政”烟消云散了。

  汉武帝的评价5

  那么,在明知《汉武故事》一书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司马光为什么还偏偏要采录这些“诞妄”的记载呢?这一点殊为令人困惑,恐怕不会如明人王祎所说的仅仅是“《通鉴》误取”这样简单。其实关于《通鉴》的史事取舍,前人早就有过议论,如南宋时人胡寅,即谓“司马氏史学尤精,而《通鉴》去取有难喻者”,说明骤然视之,着实不易得其要领。为准确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前人是怎样评价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材料取舍准则。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虽然有着明确而又强烈的用世意图,却没有过分刻意地运用所谓《春秋》笔法,通过“书法”辞例来体现其褒贬意愿,而是重在史事的取舍剪裁,试图通过具体的史事,来说明其国策人格的是非高下,此亦遵循孔夫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通鉴》记述战国以来一千三百多年间史事,纷繁复杂,事实上恐怕也很难确定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