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简单评价范文

2020-04-15

  汉武帝这个人怎么评价比较好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刘询做出的另一项变革是高级地方官员的任期问题。刘询认为像郡太守、封国丞相这样的高级地方官是维系一方稳定的关键因素,如果频繁地进行更换容易引发当地政局民生的动荡。于是,他建立了地方官“久任”的制度,即,无限期地延长地方官的任期。

  小伙伴们乍一看可能会不理解,毕竟这与我们现在的惯常做法完全相悖。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包括现在,一般都会对地方主政官员的任期有明确的限制——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在同一个地方呆太久而坐大结党、威胁中央。不过,这也是把双刃剑,限制任期的弊端同样很明显——会导致地方官僚和地方百姓在价值追求上的“短视化”。对于官员来说,因为知道自己在任期届满后会被派往别的地方,出于自己仕途前景的考虑,都会尝试在自己的有限任期内最大化自己的政绩,却罔顾地方的长期利益,常常导致任期内“欣欣向荣”、任期后“百废待兴”的景象;对于下级官僚和百姓,同样因为有“老大到点了就走人”的预期,会不自觉地产生政治投机的冲动,抱有侥幸心理,也往往会对上多有欺瞒。这种局面并不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

  这便是刘询设立“久任”制度的出发点——地方官员久任,让他们从地方的长期利益为出发点来施政治理,政策持续性就会有保障,不会出现频繁更换施政理念的情况,更有益于地方的长远发展,让当地百姓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

  当然,在推出这一政策之前,刘询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一方案的弊端的。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也在地方高级官员的选任和考核两方面下足了功夫。

  汉武帝的评价2

  先说选任。对于所有地方高级官员的任命,刘询坚持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自己的亲自召见,通过面谈考察此人为政的水平以及未来的抱负。此外,在其赴任后,朝廷会持续关注此人的行为,看看是否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况,一旦发现,必须要仔细查明背后的原因,如果问题严重,就会果断调任或撤官。这颇有点像我们现在企业用人“试用期”的规定,用人单位给自己留下了余地,不会因为老板在面试时看走眼就导致无法回头的结果。

  再是考核。久任制的一个问题在于地方两千石大概率情况下会在太守、郡国丞相这种位置上干一辈子,很难再升迁到中央。所以,对于他们的考核和奖罚机制就要在官职升迁之外另辟蹊径。刘询采用的奖励办法多种多样,包括用诏书方式加以褒奖的精神鼓励、提升工资级别、赏赐金银、册封关内侯的爵位等等。

  久任制的效果非常好,《通鉴》上说因为这个制度,“汉世良史,于是为盛”——在汉宣一朝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官僚。所谓良史者,循吏也。汉宣名臣们的故事,等我们下次讲“麒麟阁功臣录”的时候慢慢介绍。

  在经济上,刘询延续了汉昭帝时期休养生息的主旨思路——不折腾,恢复大汉因汉武帝穷兵黩武造成的国力颓丧的局面。他一方面竭力控制政府开支,一方面想尽办法给天下百姓减轻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减税。《通鉴》记载,刘询在地节四年(BC66)“诏减天下盐贾”降低盐税,又在甘露二年(BC52)“减民算三十”降低人头税。此外,在农产品连年丰收、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刘询在五凤四年(BC54)又下诏设立“常平仓”,由政府出面对农产品进行保护性限价收购,维护百姓的利益。这些政策效果显著,到刘询执政的中晚期,大汉又再次出现“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情景。

  汉武帝的评价3

  在司法上,刘询也对汉武晚期以来“禁匿浸密、律令烦苛”的情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早提出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是廷尉史路温舒。在地节三年(BC67)的上书中,路温舒引用了《尚书》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偶尔失之宽纵”)的句子,向刘询解释放宽刑律的必要性,并据此提出“省法制、宽刑罚”的政策建议,最终说动了刘询。同年十二月,刘询下诏设立“廷尉平”的职位,并在每年秋后请谳的时候,由自己斋戒后亲自裁决案件,用实际行动推动司法公平进程。尔后,刘询又采纳了涿郡太守郑昌的建议,对律令重新进行了删定和梳理,压缩了文笔吏舞文弄法的空间,减少了冤案、错案的发生,终于一扫汉武末年以来严刑峻法的氛围。

  还有一件事在此值得一提。神爵三年(BC59),刘询下诏给基层公务员普遍加薪50%。他的理由是“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简而言之,提高公务员工资是为了高薪养廉,让官僚不用担心生计问题,从而减少官僚鱼肉百姓的情况。

  工作是忙碌的,结果是振奋的。在刘询的努力下,大汉重新走上了正轨,并再度强大起来,史称“汉宣中兴”。

  汉武帝的评价4

  在“巫蛊之祸”政治悲剧发生之后,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武帝又正式颁布了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部分朝臣主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汉武帝挽回危局的措施时,曾经写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不仅反映出西汉政治体制的进步,与秦王朝僵冷而毫无弹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误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修补,同时也反映出汉武帝个人的性格特征。《汉武帝大传》专列一章“晚年的转变”分析了相关历史事实,对于汉武帝对政策的扭转,称之为“是武帝一朝也是西汉一代的历史的转折”(408页)。指出正是因为实现了这样的“转折”,“残破的经济又得以恢复”,“从而出现‘昭宣中兴’的局面。”(435页)对于晚年汉武帝由“狂悖”转而清醒开明对历史进程的意义,《汉武帝大传》的分析是比较到位的。

  汉武帝的评价5

  《汉武帝大传》对于汉武帝时代许多历史事实的考论,都是精当的。如说均输法实行首先使得“政府控制了运输”)及辩司马迁“谤书”事等,都值得学界重视。不过,论述中也有个别并不十分准确的地方。如说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容易使人误解为这是董仲舒的话。其实,这里不讨论西汉实际政策是否令儒学“独尊”,仅就字面而言,从现有资料看,“独尊儒术”既不是董仲舒的话,也不是汉武帝的话,其说出现较晚。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已通行于许多论著中。《汉武帝大传》取“约定俗成”之说,也只是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