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黑板报:我生命中的五四

  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她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像这样意义的节日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唯一的。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岁(按照中国旧历虚岁的算法),是一个已经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识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积累。我在七岁左右的时候进私塾读书。那时还是晚清,家乡附近没有现在所说的学校,大城市有了,但我们乡下还没有,所以只能入这种旧式学堂。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也是从邻县请来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因为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宗是讲客家话的,我父亲大概是为了让我不忘祖先的缘故,就让我读讲客家话的书。我先学了《三字经》、《论语》,后来好像又学了《幼学琼林》之类专讲骈偶对句的开蒙书,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着学下去的。但老师教书的时候,只教诵读,不讲意思,不注意儿童心理,所以我那时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有时老师还打人,连像我这样很老实的学生也被恫吓过,结果弄得我对读书的事,心里很怕。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912年,我们那个镇子破天荒地开办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当时叫两级小学,实行初小与高小双部学制。它看上去挺新,实际上还是半新半旧的。学校里并没有新式的教学设备,师资也还是原来的生员班底,不过是受过短期的师范培训,比如读了几个月、半年的师范专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书资格。在功课上,开设了国文、算术、格致、体操、图画等。在作文训练上,起初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如《读书论》;稍后做史论文章,较为复杂一点了,像谈汉高祖治世的《刘(邦)项(羽)优劣论》等;策论没做过。到了高小时,老师又增加了经史典籍方面的功课,如读《左传》、《纲鉴发凡》等,让学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鉴今的道理。除此而外,虽然不是开课,但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当中,还兴起一股风气,就是作旧诗,我也被卷了进去,并且很感兴趣。我后来一辈子写诗兼搞诗学算是在这时启蒙了。当时读的书有《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等。这些书,在今天看,也是好书。这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学教育。那时我也读了一些文言小说,像有一部叫《余之妻》,当时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亚,是礼拜六派的作家。至于白话小说,那时还见不到。总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陈旧的、半新半旧的教育制度下度过的。

  五四运动,像一声惊雷,把我们从沉梦中唤醒。她使我们这些本来不大懂得国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讲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货,到神庙前的戏台上表演宣传爱国精神的活报剧……这些活动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单纯的,但这一来,却使我对国家社会有了一种实体的感受。过去,我在学校里做《爱国论》,都是空的;到了这时,有了自己的实践,就把原来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实在的信念。这种初步的社会实践,还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为国家社会做工作的萌芽、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1917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但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却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带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

  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文,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我开始学作白话的新诗、小品文和散文,不久,还与别的两位同学联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叫《三朵花》(自印,1923年左右)。现在另外两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战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还和同窗好友办过一个刊物,起名《狂飙》。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创作新诗和写散文,在后来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书局)和《海滨的二月》(1929,北新书局)中,都收入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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