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最佳对联结构

  对联的基本句式是从骈文和律诗移植过来的,因此一开始就有优美的声律结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过取舍、融合和优化,对联已经有了不同于诗词曲赋骈文的句式和结构,形成了独立的文体。本文用二元序列表示对联结构,“0”为平,“1”为仄,用“,”断句,用“/”区分上下联。

  对联的基本句式,四言和六言来自骈文,五言和七言来自律诗。骈文多采用四言和六言,故宋人称为“四六”,但其中也杂用五言或七言。同样是五言或七言,骈文的节奏与律诗不同。这一点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例如,王勃《滕王阁序》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七言联,其节奏10-1-01-00/01-1-00-11,相当于骈文的六言句式001100/110011加了一字,“与”和“共”相当于虚字,因此不应该用七言律诗句式0011100/1100011来衡量。王勃名句的节奏与南齐王俭《灵丘竹赋》“翠叶与飞云争采/贞柯与层冰竞鲜”(见李调元《赋话》)的节奏11-1-00-11/00-1-00-10相同而青出于蓝。将两者对照分析,骈文句式的特点一目了然。

  纪晓岚所说的最古春联,蜀孟昶“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见梁章钜《楹联丛话》),上联平仄是00101,在律诗中,这种特定的平仄格式,习惯上常常用在第七句(见王力《诗词格律》),因此不是对联句式。实际上,孟昶用的是骈文句式,其节奏00-1-01/01-1-00,相当于四言句式0011/1100加了一字,“纳”和“号”相当于虚字。“昶为太子时曾自题策勋府桃符‘天垂余庆/地接长春’”(见《中国对联大辞典》),说明该联是从四言句式变化而来的,作为骈文句式,对仗工丽。如果不了解早期对联的这种情况,用五言律诗句式00011/11100来衡量,认为“余”字违律,显然是极大的误解。

  《楹联丛话》中摘录《朱子全集》所载联语,有些句式明显来源于四六。例如,松溪县明伦堂联“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其中允许相同虚字相对。这是对联移植骈文句式的明证。不过,相同虚字相对现象已被淘汰。

  唐代律诗的声律和对仗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此,五言联和七言联普遍采用律诗句式而不用骈文句式。在长联中,五言、七言骈文句式并未完全消失,但正在被律诗句式取代,或改用一字领或三字领加四言句式。

  五言律诗句式有a型11001/00110和b型00011/11100两种,七言也有a型0011001/1100110和b型1100011/0011100两种。把它们统统拿来做对联,在短联情况下,矛盾并不明显。但是,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律诗中不可或缺的这两种句型,在长联结构中只需要一种,而且有充分理由证明,只有b型才有资格作为对联句式。因此:

  (1)a型同b型有质的区别。在对联句式体系中,既然四言和六言只有a型0011/1100和110011/001100,五言和七言理应采用b型为佳。这样可以避免单调,增加变化(见《对联》1998年第2号拙文《对联句型的生成》)。

  (2)b型句式的平仄变换比a型简单。如果把句式中平变仄或仄变平的次数称为变换数,那么,五言b型00011/11100与四言0011/1100的变换数相同(都是一),而五言a型11001/00110的变换数是二;七言b型1100011/0011100与六言110011/001100的变换数相同(都是二),而七言a型0011001/1100110的变换数是三。因此,在不同句式组合时,可以把五言b型视为四言,把七言b型视为六言,而a型则无此特性。

  (3)b型句式在结构上接近骈文句式,易于互相转化。前面举的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五言和七言采用b型,可以将律诗句式和骈文句式统一起来,形成对联句式。

  近代联家偏爱用五言、七言b型撰联,极大地促进了对联句式的优化和简化,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对联句式体系结构。即:一言1/0,二言11/00,三言a型001/110或b型011/100,四言0011/1100,五言00011/11100,六言110011/001100,七言1100011/0011100。

  我们并不否定五言、七言a型句式在短联中存在的价值;只是证明,它们在本质上是律诗句式,而不是对联句式。同样,五言、七言骈文句式也不能当成对联句式。长期以来,对联未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固然与文人学士视对联为“雕虫小技”有关;平心而论,不加选择地用骈文或律诗的句式撰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在早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对联没有自己的句式体系结构,就不能形成独立的文体,只能成为骈文或律诗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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